今天的加尔文主义：优劣危机分析(1)

今天的加尔文主义：优劣危机分析(1)

摘錄自迈克‧何顿（Michael Horton） 著， 韩黄梓恩译，《支持加尔文主义》第八章

收錄於《支持／反駁加尔文主义》（麥種傳道會，2017）

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可以认识到，自己最大的优点亦可以成为最大的弱点：坚持不懈可以变成固执己见；同情心可以变成感情用事；对别人的真心关怀有时候会转为谄媚地渴望得到认可。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创意，视乎其动机和目标，可以用于好的或坏的方面。任何一种运动亦不例外，因为所有运动都是由像我们这样的人集体推行。

进行定期的优劣危机分析（SWOT Analysis：探索优点［Strength］、弱点［Weekness］、机会［Oppor-tunities］和危机［Threats］），已成为商业和机构的流行做法。既然喜爱郁金香的加尔文主义者这么爱用TULIP这个首字母缩拼词，也许这种分析法对加尔文主义的内部评估亦颇为有用。然而，我不敢代表其他人说话，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优点和弱点

我选了加尔文主义的几项优点，但这些优点亦可以成为（并且曾经是）潜在的危机。

勇于追求理性／冰冷的理性主义       

即使批评者亦会指出，改革宗基督徒在理性探讨上有严谨不懈的态度。改革宗教会绝非精英主义，从起初就坚持教育整个教会的重要性（更延伸至整个社会）。历史学家注意到，路德宗和改革宗教会在推动现代读写能力和普及教育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改教者期待牧者能精通原文，但他们把圣经译成一般百姓使用的通俗语言。

传说有些铁匠为了一些神学细节而激动争论。事实上，改教者恢复了古时的要理问答教育，把这任务包括在他们自己身为牧者的繁忙日程中。在改革宗的教会中，要理问答的主要导师通常是牧师本人，难怪年轻人感到自己是整个教会的一部分，与今天很多年轻信徒只认识他们的青年领袖形成对比。

改革宗教育亦包括了高等教育，其中心是出版活动最忙的地方。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历史悠久的大学如牛津和剑桥，「回复了昔日的光彩」，是由爱德华六世吸引来到英格兰的两个改教领袖马丁•布塞珥和彼得•威尔米革立领导的。海德堡大学也有类似的改变，成为钻研法律、医学、文理科学、和神学的中心。改革宗学府从初期的神学院，发展至欧洲主要的文理学院，如苏黎世大学、日内瓦大学、莱顿（Leiden）大学、乌特勒支（Utrecht）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事实上，耶稣会的成立，很大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挡改革宗学府的迅速蔓延，以这个教育方案抗衡宗教改革。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先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是住家房子，然后成立一所学院，以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牧师命名。约翰把自己的图书馆捐赠给学院。当哈佛学院开始容忍亚米念主义，后又接受了神体一位论普救派，忠心的信徒便成立了安多弗学院和耶鲁大学。长老会则在新泽西州成立了木屋学院以训练牧师，这学院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改革宗传统一向坚持，教牧人员要有深邃的知识，不但在语言和神学方面，也包括更广泛的文理学科知识。改革宗的训练神职人员中心，因而亦成为通识教育的发源地。荷兰的改革宗成立了若歌（Rutgers）大学；达茂学院的创办人是一个清教徒的牧师和宣教士；加尔文派浸信会则成立了布朗大学（Brown）。不同宗派和传统的福音派，特别为了护卫正统的基督教和对抗自由主义不断的攻击，都曾经仰仗改革宗的学术研究资源。

甚至批评者（尤其是针对改革宗神学，亦针对一般的保守福音派）亦会认同这种健康的求知欲，和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例如，麦拉伦（Brian McLaren）说：

在我成长期间，反理性主义在福音派极为猖獗。那时候主要是在改革宗教会中（长老会、改革宗教会等），才可以找到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精神生活。改革宗作家和演说家，如薛华（Francis Schaeffer）、史普罗（R. C. Sproul）、拉维‧撒迦利亚（Ravi Zacharias）、葛尼斯（Os Guinness）、巴刻和其他人向我的思想发出挑战及许可，我永远感激他们，也善用了那个许可。[1]

麦拉伦的回忆与我的经历很相似。起初引起我对这传统有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单关心教会内的事情，亦关心生命的所有方面，以及我们在世界上面对的问题。我来自一个狭隘的教会背景，甚至认为神学可能引起知识的高傲和分裂。这种新的景观令我发出惊叹—时至今天仍然如是。

然而，正因为这些优点，改革宗基督徒亦必须谨慎，避免知识的高傲和把信心缩减为只剩下纯正的神学。首先，我们可能沾沾自喜，以为既然教科书是由我们撰写，大家早晚都会采用我们的传统，便不必伸出友谊之手，了解别人的观点。这样的假设除了自高自傲外，亦不再符合事实（即或曾经如是）。曾几何时，普林斯顿是长春藤覆盖的正统学术堡垒，这样的记忆已渐渐褪色。亚米念的福音派亦撰写了自己的神学著作、圣经注释、事工和基督徒生命的实用指南，一直都做得很好。

第二，尽管我们积极提醒其他基督徒要尽心尽性地爱神，有时候自己却忘记了尽心的部分。在我们的一些圈子中，讲道和圣礼似乎更像是演讲，交通团契对新来的人来说好像是一个考试。在这些场合，每个句子都被小心修正，以免讲错话，或用错误的方式道出正确的内容。结果（但愿这是无意的）是我们给人一个印象，好像只有我们才拥有正确的答案，并且在给每个人打分数。幸好，比起几十年前，这情况已不那么普遍，但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使人有借口对我们加以夸大讽刺。我们的教会需要成为罪人的医院，并且是欢迎提出真诚问题的地方。

加尔文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认真求问的态度。非加尔文主义者往往是他们尖刻批评的对象，但任何曾经在这圈子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我们也怎样地自我批评。这是一个优点。我们不甘安于现状，力求进一步的改革；但假如我们力求要传正确的福音，却忽略了积极地把这福音传出去，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弱点。

特别当我们论及核心教义时，精确性是非常重要的。古人曾争论基督与神到底是本质一致（homoousios）还是本质相似（homoiousios），基督教真理与异端之间仅仅差了一个母音。一旦我们着迷于要求精确性，便很难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屈服于奥秘，或至少说：「我不知道。」我们可能失去平衡，以为精确地明白定旨的次序，跟精确地明白称义和三一神的属性同样重要。「正确明白」可以变成我们的最终目标，而不是作为一个途径，使我们达到信靠、赞美、顺服神等更高的目标。这些教义其实是为了引导我们到神面前。

第三，有时候，我们圈子中对教义的专注，令人有冷冰冰的感觉。这并非使徒传讲圣经伟大真理的方式。对使徒来说，福音并非只是要我们屈服同意的一个真实的议题，而是一个大好的信息—宣告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事情。

同样，《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你生前死后的唯一安慰？」多么美妙的一个问题！问答从一开始就假设，教义并非对一些永恒原则的抽象冥想，而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人生之事。在一连串的问答后，要理问答会偶尔补充问：「这对你有什么意义？」而不是问：「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犹如我们的主观经历竟可以决定真理），但它的确是要督促我们承认，真理与我们个人和整体生命都是有关的。在其最佳状态，改革宗神学并不强迫人在神的荣耀与自己的舒适和快乐之间作一选择。毕竟，《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个答案就这样说：「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以祂为乐。」

我们也可以凭借我们从认信中清楚看见的圣经重点，击退理性主义。举例来说，我们相信（按照《海德堡要理问答》所说）圣灵「借着神圣福音的传讲，在我们心中产生［信心］，并以圣礼的执行作为确据」。历史上一向极力强调讲道是一种恩典媒介，不只是一种教导方式。《第二瑞士信条》说：「被传讲的道乃是神的道。」这样一来，牧者便不只是教导会众一些神学知识，并以此劝勉他们，而是向死人传讲复活之道，正如以西结在他众所皆知的异象中所做的一样（结三十七章）。

同样地，神亦使用洗礼和主餐的公开仪式来确认祂的圣约应许，增加我们的信心，并且使我们心中充满感恩，燃起爱的顺服并服务邻舍。我们与基督的圣约结合越紧密，圣徒间的交通团契就越深邃，甚至超越了任何社会、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每一个主日都是当地的「社区剧场」，神在其中向我们更新祂的圣约应许，我们以喜乐感恩的心作出回应，与神和其他人交通团契。这是一种圣约的对话：神发出应许和命令，我们作出回应。

改革宗传统有丰富的敬拜仪文和祷文传承，牧者与会众互以经文启应对话。特别在咏唱诗篇方面，改革宗的敬拜把神话语的事工包括在敬拜仪式的每一方面。这正是执行了保罗的教导：「……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西三16）。

然而，近代以来，特别是在说英语的地方，一个走「慈运理」路线的趋向往往把讲道变成只是教导，把传讲神话语的事工局限于讲道，而主餐则变成一个非经常性的活动，只是为了让大家有机会纪念基督的死，以此激励会众更忠心。我们丢失了主的百姓经常聚集一起的主要意义，就是神为我们提供祂的圣约服事：未来世代的权能彻底闯入，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将天上的宝藏浇灌我们个人和教会整体。

我在不同的地方曾经建议，我们总要谨记四方面的座标：戏码、教义、颂赞、和做主门徒。这是一出创造、堕落、救赎、和完满实现的活泼戏码，把我们卷入正在发展的剧情中。从这戏码产生出不变的教义；这些教义辨认出剧中的角色，并且前后一致地阐释每个情节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不再只是同意这些事实的旁观者，而是成为信靠基督的信徒。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成为剧情的一部分，成为儿女和后嗣。因此，纯正教义的目标是培植信心和充满颂赞的心（感恩和赞美），从而结出积极地在世上爱人和服事人（即做主门徒）的果子。基督徒倾向于只专注其中某一方面，没有同时兼顾到这四方面。

把改革宗丰富的信仰和实践缩减为「五要点」，很容易便会使教义脱离戏码。结果，这些教义变得更像干枯乏味的命题，而不是从神之行动的活泼历史中抽取的含意。如此，如今不再是热血沸腾，反而变成脉络枯干，身体僵硬。此外，这倾向亦切断了从教义流通至颂赞的血液循环。虽然有些解释恩典教义的重要经文以赞美结束，我们有时候只要这些解释引致同意，便似乎感到满足，但好的神学是要叫人唱出来的。

此外，把信心缩减为教义宣言，亦缩小了我们的视野，把我们蒙召去做主门徒的生命排除在外。一方面，教义与我们的生命失去了相关性；另一方面，这亦剥夺了我们做主门徒的方向和动力。我们也许相信了一些伟大的教义，但我们有没有敬拜一位伟大的神呢？有没有接受了伟大的福音呢？这些真理所宣称的恩典工作有塑造我们在世上的生命吗？我们很容易便变成精神分裂的人（另一说法是变成假冒为善的人），头脑同意一些教义，我们的心和行为却与此矛盾。没有知识的热情是盲目的；没有热情的知识却是死的。

假如神真的已经为我们的救恩成就了一切，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感受？我们又因此应该怎样去生活呢？改革宗传统有串连这些座标的悠久历史。清教徒特别关心把知识、经验、和行动整合起来。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智慧学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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